“民族”一词不见于古汉语，系日本传入说之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有人提出：“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其来源一说为日本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传入中国。其后，从 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古代文献、近代文献中搜检“民族”一词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先后出现了“民族”一词始见于1899、1883、1882年以前的论证，对此已有专文考究。

　　在此期间，韩锦春、李毅夫编写的《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梳理了古籍文献中与民族相关的词语，如“族”、“族类”、“族种”、“氏族”、“国族”、“邦族”、“宗族”、“部族”、“种族”等；列举了中国近代书刊文献使用“民族”一词的情况，提出“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未曾出现，近代以前 “民”、“族”是分开使用的等判断。这份虽未公开出版但价值颇高且引用较广的资料，对中国民族学界形成上述共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几乎所有关涉民族定义的研究著述，在释读民族概念时大都会遵循上述观点。这一观点也被《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的“民族”条目所采用。

　　近年来，有关中国晚清到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民族(nation)建构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国外和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其中也涉及到“民族”一词的传入和应用。如英人冯客认为：“作为民族的种族是作为宗族的种族的一种概念性延伸。民族结合了民的观念和族的虚构。维新派为了给国家寻找一个政治理论基础，在1903年首次使用了民族这个概念。”日本学者认为：“‘民族’这一专用名词据说是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将日语的英语 nation译语‘民族’，1898年时输入于汉语中。”这些说法都倾向于认为“民族”一词来源于日文。

　　包括语言学界跨语际实践的中文外来语研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将“民族”一词列入“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外来词”分类范畴，即日语在翻译英文词语时使用汉字组成的词语加以表述，属于“来自现代日语的外来词”。总之，对“民族”一词从日本传入之说，是以古汉语中没有“民族”一词为前提，以其出现于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年的中文文献为依据，做出的缺乏依据的判断或猜测。因此，“民族”一词是否有古汉语来源，成为审视上述观点的关键。

　　日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和使用

　　“民族”一词来源于日本说虽然人云亦云地长期流行，但是学界不断求证该词源流的努力，本身就说明对是说所持的质疑态度。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似乎一直没有人对“民族”一词在日文中的应用情况加以追究。近年来，有两位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道光十七年(1837)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一语。并所见略同地得出中文“民族”一词的最初使用“与日本毫无关系”的论断，但是也没有对“民族”一词在日本何时出现加以关注。

　　事实上，“民族”一词何时出现在日文中，在日本学术界也是一个未解之题。根据日本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其基本判断是，“‘民族’一词在日本何时被使用的情况很难说清楚”； “‘民族’一词，自何时、是如何开始使用的，并不十分清楚”。这说明“民族”一词不仅没有日文的古代词源可考，而且在近代何时开始使用也没有准确的时间，目前已经发现的例证也相当晚近。

　　日本学界对这一词语在日文中最初使用的追究有三种观点：一是井上哲次郎在1891年撰写的《敕语衍意》中首次使用“日本民族”，1897年穗绩八束在《国民教育：爱国心》中使用了“大和民族”。这里的“民族”一词是对应德文中的volk产生的译名。二是1878年久米邦武在《美欧回览实记》中提及“在地球上形成各种国家，有种种民族居住”，1891年三宅雪岭在《真善美日本人》中使用了“民族”一词，但是使用更多的是“种族”、“人种”、“诸民种”，“民族”一词的“使用都是偶发的，似乎并没有像‘人种’ 那样展开论述而成为重要的词汇”。三是就“民族”一词对应西文的例证来看，1887年德富苏峰创办的《国民之友》，据说是译自他最喜欢阅读的杂志《The Nation》。1906年，他在《黄人的负担》中使用了“大和民族”。1925年，柳田国男创办了《民族》杂志，次年他在有关日本民俗学的演讲中对 folklore、ethnology、ethnologyie、volkskunde、vlkerkunde进行了讨论，认为最后两种学问都是“有关民族的知识”，他将“民族”作为德语的volk和希腊语的ethnos的日文译名加以使用。因此，日本学者认为：“就首先使用而言，虽然缺乏严密的例证，但是在广泛理解欧美民族学的基础上，将‘民族’一词在斟酌其意义基础上有意识地明确使用，当为该时期的柳田。”当然，这是指日本学者对“民族”一词具有学科化解释的应用例证，并不代表日人此前译介西方著作中使用“民族”一词的情况。

　　在此之前，1872-1888年间加藤弘之、平田东助等人翻译的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所著《国法泛论》（后定名为《国家论》），其中包括了“民族”一词对应nation并区别于volk的论述。在1882年平田东助的译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民族(Nation)与国民(Volk)虽其意义甚相类似，且相感通，然全非同一之物。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此段译文中以“民族”对应nation，而以“国民”对应volk，与后来柳田的译介相反。这也许是日人将“民族”对应 nation一词的最早例证。不过，这种对应所显示的意义是德人对“相同种族之民众”的理解，从民族—国家体制而言就是指单一民族。

　　与“民族”概念相关的应用例证还见于1875年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在论述“国体”时指出：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在《文明论概略》的中文译本中，有关“国体”论述中出现了 “日耳曼民族”、“北方野蛮民族”之类的用语，但这是中文翻译时取代原文“种族”的结果，（注：参见［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21页。此书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对1959年译本的重印。在1959年，中国对“种族”和“民族”已经有了清楚的区分和使用规范。）该书的日文原文并没有“民族”一词。即：福氏“在下文指称民族集团时，使用了‘种族’一词。……福泽频繁使用了‘国 ’、‘人民’与‘人种’，但‘民族’一词却一次也未曾出现”。（注：［日］梅棹忠夫监修、松原正毅编集：《世界民族问题事典》，第1116页。）尽管如此，福泽谕吉有关“国体”的思想对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述资料表明，日文中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而且主要是日人翻译德文著作对应volk、ethnos、nation等词采用的译名，同时使用的名词还包括“种族”、“人种”、“族种”、“族民”、“国民”等大都见诸古汉语的词语。而“民族”一词取代这些词语，是在1888年哲学家井上园创办《日本人》杂志以后，即“‘民族’这个术语首先在杂志《日本人》上被广泛地使用”，然后影响到了整个新闻媒体。因此，相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民族”一词的使用而言，“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能更符合事实。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