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先民靺鞨与女真所创作的“渤海乐”“女真乐”和清代满族音乐，标志着满族古代音乐之三大里程。加之现当代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的满族歌曲和萨满传统音乐，我们可以领略满族音乐大成之概貌。根据音乐形式总体特征，满族音乐可分为民间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三大类。

　　满族民间歌曲形式多样，内容尤其丰富。涵盖其渔猎、耕牧和八旗兵出征及萨满祭祀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涉及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如从婴儿《摇篮曲》《悠摇车》《小板凳》到童年的《河河沿》与《抓嘎拉哈歌》，从少年的牧歌《溜响鞭》《蚕姑姑》《挖人参》到青春情歌《伊勒哈穆克》《红绒线》《烟荷包》《接爱根》，从婚庆喜歌《阿察布密》与闹洞房诙谐合唱《拉空齐》，到渔民号子《跑南海》，到威风堂堂的《八角鼓咚咚》《出征歌》，到喜庆丰收歌颂壮丽山川曲调嘹亮的《巴音波罗》；还有为老人拜寿唱的《子孙万代歌》，反映妇女生活的《丹查拉米》《酸枣颗棵》等；举行葬礼时唱《解九连环歌》。

　　悲欢离合皆有歌。满族民间歌曲基调总体表现为豪放朗爽的特征。传统民歌五声音阶居多，结构简明，旋律流畅。作为久经沙场的民族，即使表现哀婉情绪，也带有骨子里的刚强。

　　满族萨满祭祀歌曲也都感人动听。如《清神调》《背灯调》《跳饽饽神调》等。满族歌舞音乐和说唱音乐也同样丰富多彩。

　　现今依然流行于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民间傩舞《猴打棒》，相传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当年，满族正蓝旗在这里“跑马占圈”。满族人认为穿黄色衣扮猴相的孙悟空能降妖捉怪、除恶扬善，认为在家院敲击木棒能驱魔降妖，进山敲击木棒能震慑虎狼，保四季平安，由此产生了《猴打棒》。《猴打棒》由当初的简单表演，逐渐发展成为“踩街”“撂地”等集体歌舞形式，声势豪放，铿锵有力。

　　“宫、商、角”是满族音乐的核心音调，且采用宫调式为多，商调式、角调式次之，羽调式、徵调式则少见。除满族八角鼓歌舞表演形式以外，在东北地区能够体现满族音乐特征的艺术形式还有东北大鼓、单鼓（旗香、民香）、二人转等。

　　东北二人转兼有说唱和歌舞特点，融会了秧歌、东北古老民歌及“什不闲”、单鼓等音乐表演形式，蕴含着较多的满族音乐文化特征。早在金代就有“踩高跷”，它和满族传统歌舞“莽式空齐”相结合，形成清代宫廷“扬烈舞”。而“什不闲”在乾隆年间进入京西八旗营地秧歌会，加上满族古老民歌“采花”调因素，铸就“高跷秧歌”之成型。

　　总之，满族音乐在东北地区的满汉文化交融中已成为东北大鼓、单鼓、二人转的组成因素，并已由民歌形式进入到说唱、歌舞形态。因受满族音乐影响，东北地区民间音乐与关内北方民间音乐也有着明显区别，其旋律在级进中陡然出现的七度大跳，节奏短促、棱角分明、音乐性格豪放、泼辣，无不显现出满族音乐之中“精骑射”的文化特征。

　　在东北满族人聚居的地区，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教育受汉族影响，但其生活习俗、饮食、宗教信仰没有改变，深厚的满文化积淀和民族心理意识，使满族民歌和萨满祭祀音乐相对保留其原状，呈现出原始、古朴的文化特征。

　　在满族人聚居地区，满族音乐还曾发展成戏曲，清代盛行的“八角鼓戏”和满族戏曲“朱春”的产生，便是满族音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据隋书今《满族戏“朱春”初探》一文阐述，清康、乾时期，在八角鼓说唱基础上，发展成多种唱腔、多种曲牌的联曲、联套曲式，并有场次布景、故事情节和人物，故称“八角鼓戏”。因为此戏产生在北京，故其中也融入部分汉族音乐。大约在同一时期，黑龙江、吉林、承德等满族地区又产生了满族戏曲“朱春”（“朱春”是满语，由满族人称唱戏艺人为“朱春赛”简称而来），它是在萨满祭祀音乐、八角鼓说唱、“倒喇”（几近失传的满族说唱艺术形式）和莽式空齐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以大四弦做主奏乐器，还有笛、大抓鼓、小抓鼓、八角鼓、堂鼓、吊鼓、镣、钹、锣等。

　　历史上，满族特有的民间乐器多用于萨满祭祀跳神活动，如单鼓、抬鼓、响铃、腰铃、扎板、响刀等打击乐器。只有八角鼓和满族琵琶用于演唱伴奏和歌舞表演。八角鼓和满族琵琶亦属满族最有特色的乐器（详见本栏满族乐器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来，满族传统音乐文化不断得以复元和舞台提升。如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八角鼓剧团推出的新“满戏”、吉林扶余县的“新城戏”、黑龙江宁安县的“塔戏”等，为人们展现了满族音乐的新时代风貌。

参考资料：

　　1.侯焕仪《满族的民间音乐》

　　2.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