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民族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先后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使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国家空前统一的新形势和民族工作的迫切需要，促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编写了各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初稿；在民族史专题研究反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0年-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派出了民族访问团赴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进行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至1979年，55个少数民族全部确定。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初稿。尽管由于50年代-60年代，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使这一工作存在一些缺点。但大规模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和影视资料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50-60年代，在民族史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包括汉民族的形成、少数民族族源等问题上发表了大量的著作。但这一时期也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影响，使得民族史研究的范围还很狭小，主要集中在社会形态、经济、阶级斗争等方面，未能深入社会政治、法律、宗教、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封锁，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极少，使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质量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学研究完全偏离轨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民族史研究工作也全面停滞。

　　70年代末至今的民族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民族史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主要关注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方面；在选题上，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著比较多。政治倾向严重，中苏关系恶化直接导致北方跨界民族及历史疆域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大约从90年代开始，民族史研究的面貌又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思想进一步解放。学术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水平又得到了提高。选题方面深入到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风俗、少数民族文献、非物质文化等方面，对阶级斗争、社会性质等方面问题的讨论则相对减少。近现代民族史和现实民族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重视，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以下主要从历史地理的区域，分类介绍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以来，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必要时适当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状况。

一、东北民族史研究

　　在清代曾出现大量研究东北地区历史的著作，内容多以研究渤海国和满族先祖为主。我国真正全面研究东北民族的历史，是伴随近代东北地区两次边疆危机展开的，一方面是清末沙俄侵占我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另一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东北。两次危机引发了爱国学者自发地进行东北地区民族史研究，力图拯救民族、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两次研究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前一时期代表人物是曹廷杰，其著作主要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等。后一时期东北史和中国民族史专著迭出，如东北史著作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而民族史则有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以来，我国的东北地区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对东北古代各民族的研究还是对现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2002年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为“东北工程”）中，大量历史学家就东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等历史问题进行了攻坚，在解读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起源和东北古代民族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渤海史、高句丽史研究的专著。

二、北方民族史研究

　　我国北方草原自古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最早在此建立北方游牧民族统一政权的是匈奴人，其后突厥系诸民族、东胡系诸民族都曾在这里居住和建立政权。清代西北舆地之学的兴起，是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成为热点。民国开始进行了现代意义的研究，涌现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著名学者。为北方民族史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吕思勉、何震亚、岑仲勉、翦伯赞、翁独健等是这时期的重要学者。

　　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术界关于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大体上可以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于停顿状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学者普遍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在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一时期，苏联的史学理论和观点对北方民族史研究影响很大。到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加上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北方民族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学术研究更加自由，逐步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还吸收了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和方法，学术观点更加客观、公允。在研究内容上，70、80年代，思想刚刚解放，中苏关系仍未改善，所以社会性质、人物评价、民族关系史等仍是研究热点。到90年代，前述内容逐渐减少，经济史、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民俗史等逐渐增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应有地重视，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翻译了众多外文史料和国外研究论著；大量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也被用于民族史的研究。不仅如此，民族史研究者们还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大力推进北方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三、西北民族史研究

　　西北民族史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主要是以打着科学考察旗号与经商的名义来我国西部地区收集情报的外国探险家、考察家、驻华外国官员以及中国学者与官员收集的有关西北地区民族历史、语言、社会、宗教、风俗、经济诸方面的社会调查资料及对相关问题的简单探讨。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剧，我国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边疆地区，并在当时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与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西北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为每个民族编写了简史。为了配合调查的开展，也成立了不少研究机构，当时的学者对调查遇到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北民族史的研究陷入停滞，直至改革开放，西北民族史的研究才重新回归正轨，并成立众多的研究机构与组织。

　　在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大型文献资料丛书与工具书，诸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正编》以及《二编》等。工具书有刘戈、黄咸阳编的《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并出版了一些西北民族史研究入门与通史性的研究著作，比如杨建新、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等。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不断培养出新的科研人员，成立新的研究机构，使得西北民族史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同时整理出版各种文字的文献资料，翻译国外研究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者们的提供了便利。研究者们在研究西北民族史的同时，不断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西北民族史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

四、青藏高原民族史研究

　　这一地区大体上可以等同于藏学范围内的历史研究内容涵盖青藏高原内所有的古代部族和现代民族的历史变动及互动关系。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主要民族，聚居于西藏自治区及邻近的甘、青、川、滇等藏族聚居区。

　　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青藏高原的民族历史，始于1911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社会气象的转移和新文化的传播，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方法论上的革命，为此后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奠立了基础。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青藏高原民族史研究，大体可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时局的多变对研究事业有牵制也有促进，除某些应时之需的学术性不强的评论文字或一般性著述之外，此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颇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品。

　　新中国建立以后，青藏高原民族史学较此前有极大的推进和突破，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研究阶段：（1）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经历了从新生到停滞的曲折发展，受到政治因素和社会风向的严重干扰，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学术论著的范式和质量均受到相当的局限，但也取得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集体或个人成果；（2）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复苏到繁盛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制约因素日渐淡化，学界酝酿已久的潜在能量随着混乱和创伤的抚平得以显现，学者的自觉研究和多元化的研究思路逐渐得到发挥，取得并积累历代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重要史料的整理，比如吐蕃古典文献、藏文传统史籍以及汉文相关史籍，这些资料的整理、发掘和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青藏高原民族史的研究。

五、西南地区史研究

　　西南地区是中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地区。本地区汇聚了源于古代北方的氐羌、南方的濮越、东来的苗瑶等族群，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西南民族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民族史工作者编写了西南各民族的第一部“简史”和“简志”，为西南民族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阶段编辑出版了20世纪50-60年代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修订并正式出版了前一阶段编写的各民族简史，推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族别史、民族文化史研究成果，使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呈现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至今，这一阶段在族别史研究的基础上，专题性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历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西南民族史研究从族别史、地方史走向更为微观、更为深入的研究层面。

六、中东南民族史研究

　　这一地区大体上可以涵盖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等省区范围内所有古代部族和现代民族的历史变动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国内有众多的中东南民族史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机构和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东南民族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在中国科学院的指导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组成科学考察团，大批学者带领学生奔赴中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种社会历史调查一直延续到70年代以后，集体性的学术协作积累了丰富的一手学术研究资料，而且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人才。60年代初期，以“内部资料”名义印行的论著为数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民族史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民委组织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推动了中东南民族史学的进展。2006年起，国家民委组织修订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陆续出版。随着改革开放和对民族工作的重视，民族史研究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族源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史、民族法制史、社会经济史、民族文化史、综论性研究以及地区民族史研究等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新的时代条件下，中东南民族史研究也出现不少新的趋向，如西方“族群边缘理论”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与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实践接轨和结合，这是新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的一项标志性收获，也必将使其在国际视野和实证研究的驱动下迎来新的持续发展。

　　以上是总结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走过的简要历程，仅仅是粗浅的勾勒，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工作并非本文内容的宗旨所在。

参考资料：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