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法王盔甲   

头盔

铠甲下围

  现藏于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这套萨迦法王盔甲是元代元世祖忽必烈赐予西藏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物品，为古代军用防护装具，该盔甲由头盔和身甲两部分组成。头盔盔体较高，直径23.5厘米，后高40厘米，由6瓣弧形钢片卯榫焊接而成。头盔顶部设有中轴将钢片固定，中轴上方可插放羽翎；头盔下围由皮条串制的铁甲片和织锦缎护耳组成，用于护颈、护耳。身甲胸围112厘米，长80厘米，通体用皮条将1000多片铁甲片穿编、连缀而成，甲片横向为左片压右片，纵向均为下排压上排。身甲形制为上窄下宽，两臂领口处留空，呈背心状，自上而下横向由十圈甲片连接而成，即甲身10属。下围由宽边丝织锦物制成，织锦以黄、红、蓝、绿为基色，上绣牡丹、菊、云纹、宝相花等纹样。

　　盔甲，也称甲胄、铠甲，是人类在武力冲突中保护身体的器具，盔（也称胄）是指保护头部的防具，甲（也称铠）主要用于保护胸腹的脏器。铠甲一般由甲身、甲袖和甲裙三部分组成。汉代刘熙所著《释名•释兵》中解为：“铠，犹铠也。坚重之言也，或渭之甲。” 盔甲最早见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主要用皮革制造，称甲、介、函等。古代的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除皮甲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大多用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战国中后期，出现了青铜甲和铁制造的铠。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穿组联缀而成。在盔甲的普遍使用过程中，还出现了颈甲、面甲、腕甲、胸甲、护手等防护特定部位的配套甲具。唐宋以后，不分质料，或称甲，或称铠，或铠甲连称。

　　元代铠甲有柳叶甲、铁罗圈甲、皮甲、布面甲等。柳叶甲由像柳叶形状的小铁片编缀而成，十分细密，柳叶甲可通过增加甲片数量来提高防护力，根据横向的甲圈数目，有13种甲制，其总重量29公斤至35公斤不等。铁罗圈甲内层用牛皮制成，外层为铁网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透，制作极为精巧。据《元史》记载，元朝政府就设有负责管理与制铁业有关的铁局、减铁局、钢局等专门机构。《中国兵器史》（周纬著）的研究证明“元代因辽、金、蒙古之兵皆为长于骑射者，而其长短兵器，极为犀利精锐、甲胄亦极坚良。”可见，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所藏盔甲应属元代柳叶甲类型。

　　这种金属护身盔甲在清代以后，随着火枪火炮的广泛使用逐渐淡出。

　　萨迦法王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萨迦宝座之持者”的称谓。萨迦法王出身于西藏的昆氏家族。在旧时的西藏，萨迦法王的宗教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远高于其他活佛。萨迦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实力最为强盛的教派之一。由于该教派在萨迦地方弘法，故称萨迦派。“萨迦”，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由于该教派寺院墙上刷有红白蓝三色条纹，俗称“花教”。 萨迦派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

　　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期间，阔端驻守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有意进攻西藏。为维护西藏的安定，西藏地区各教派共同推举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班智达的称号来源于印度，意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去谈判。公元1244年，年届63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这两个侄子，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经过两年的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见面后，被萨迦班智达的智慧以及学识品德所折服，于是答应不再进攻西藏，并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传授佛法。此举为元朝统一西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封萨迦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授为“灌顶国师”，被封为大宝法王。1264年，忽必烈在朝廷内设立总制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授八思巴为国师并兼管总制院院务，八思巴不仅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是元朝的第一任帝师。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均要选封萨迦教派有学识的大喇嘛为帝师，形成定制。1267年，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元中央王朝的支持下，萨迦派势力大增，其寺院及势力波及到康巴和安多各地，对元朝皇室亦有重大影响。此时期，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是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公元14世纪中叶，元朝灭亡前夕，萨迦政权为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帕竹噶举教派所取代。

　　在元代，历代皇帝常向西藏萨迦派法王颁赐财物。如《萨迦世系史》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两年中就两次将大量财物作为布施赐给萨迦法王八思巴，第一次赐给黄金及珍珠装饰之袈裟、长坎肩、珠宝装具、法衣、帽、靴、坐垫，以及黄金一大锭，银四大锭、乘驼、骡、全套黄金鞍辔等；第二次赐给白银五十六大锭、茶二百包、锦缎一百一十疋等。又如公元1277年八思巴在西藏举行大法会时，有七万僧人参加，忽必烈的皇太子向与会每个僧人布施黄金一钱。萨迦法王则以优先满足皇帝、皇室成员的佛事活动要求作为回报，如八思巴三次为忽必烈灌顶、传戒等。这套萨迦法王盔甲，虽然只是当时众多御赐物品中的一件，却说明了元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元朝时期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见证。